这个世界上有197个主权国家和36个地区。国与国之间关系错综复杂，有的国家扮演“世界警察”、有的国家被称为“战斗民族”，这些国家都带有一股狠劲，是“狼性”国家。然而，还有一些国家可以称为“狗性”国家，它典型的特征是崇拜强者凌辱弱者。比如，有一个国家既跪拜“世界警察”，又敬畏“战斗民族”，却对中国不屑一顾。
中国是龙的国家，龙象征着力量与威武，本应被人敬畏的“龙性”国家。可是我们作为二战的战胜国，却有点龙性不足，到底是谁妨害了我们被人敬畏呢？
       这是一个悲凉的话题，然而只有直面问题，才有可能解决问题。造成这一现象的背后原因可能有很多，窃以为最刻骨铭心之痛，莫过于长期困扰我们的三大弊端: 其弊一，对恶者宽，对善者严，即“宽恶严善之弊”；其弊二，抱残守缺，忌惮创新，即“固旧拒新之弊”；其弊三，宽大无度，轻放国仇，即“以德报怨之弊”。
此三弊，前两个是对内之弊，后一个是对外之弊，都是阻碍我们被人敬畏的拌脚石。踢开此三弊，轻装上阵，方可大步前行。我相信华夏终究也会被人敬畏。
先说第一弊。“宽恶严善之弊”在我国由来已久，《李仁君经济学茶座206‖为什么惩恶扬善咋就这么难？作详细解读。虽然在传统道德教育中，惩恶扬善绝对是正能量，但现实生活中，一桩桩一件件活生生的案例却向我们昭示，惩恶扬善并非易事。校园霸凌案屡禁不止、“正当防卫”认定难，以及老人摔倒了扶还是不扶的纠结等等，无不在向社会发出拷问：我们这个社会为什么好人难做，惩恶扬善咋就这么难？
     电影《第二十条》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条为背景，通过检察官韩明所经历的三件案子，即公交车司机张贵生见义勇为案、校园霸凌韩雨辰见义勇为案及王永强正当防卫案，全面探索了正当防卫制度背后的法理人情，并向社会传达了“法不能向不法让步”这一重要信号。然而电影刚刚公映不久，便出现了邯郸校园霸凌血案。在涉及未成年的犯罪中，法律公平和伦理道德之间出现了巨大的裂缝。法律有多方面的考量，讲究的是综合权衡利弊的结果，而老百姓最纯朴的伦理道德逻辑，更在乎“杀人偿命”这样的直接公平。一些网友不禁扪心发问: 法律到底在保护谁？同样是未成年人，为什么本份善良的已长眠于地下，做孽犯罪的却逍遥法外？
      如果拨开未成年这层外衣，上升到普通人的伤害与防卫判定，依然让人心情沉重。实际上，面对不法之徒的侵害，防卫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自卫，一种是见义勇为。这里就从自卫的情形讲起。当不法侵害发生时，中国司法实践中,常因“自卫者是否对不法侵害起因有责任”来判定是否正当防卫。自卫者的反抗稍有不慎，就会认定为“相互斗殴”，结果本是正当防卫，却被认定为“互殴”；司法实践也往往对自卫者施加各种苛刻条件，无视自卫者面临的险境，过分要求自卫者把握防卫的尺度，结果本是正当防卫的，都被认定为“防卫过当”。在经历了长期压抑之后，近年来的一些案件直终于激发了正当防卫条款的活性，提升了正当防卫的法理意义及其法治价值。如山东冠县“辱母案”、“昆山龙哥案”和“福州赵宇案”等，实现了“好人蒙难，坏人猖獗”流弊的巨大转折。
     校园霸凌、正当防卫认定难以及“扶不扶”问题背后都反映了一个共同社会问题，长期以来，我们的社会存在“对恶者宽对善者严”的流弊，这是对社会和人性的扭曲！如果放任这种扭曲，如果做好人如此之难，则会有更多的人去做坏人。这是极其危险的逆向选择，全社会必须共同努力以形成共识，大兴正向选择之风。
     第二弊是“固旧拒新之弊”，这也是长期困扰我们社会的一大弊病。
      回顾新中国成立75年来，前29年用计划经济打底筑基，后来就是市场取向改革，这一改革就是46年之久，而且改革永远在路上。从革命夺取政权到建国不过用了28年，搞计划经济也不过29年，而改革历经46年而不止，这足以说明改革过程旷日持久，也由此可见改革的推进在中国是多么地艰难。
      改革维艰，创新不易。尤其是在我们这个国度，改革或创新往往要付出极大的代价。详细论述可参见《李仁君经济学茶座207‖改革维艰 创新不易》。回顾历史，先秦的改革或变法不少，从春秋时期的管仲变法到战国初期的魏国李悝变法和楚国吴起变法，还有最著名的商鞅变法；秦朝以后还的北宋王安石变法、明朝张居正“一条鞭法”以及清朝末年的戊戌变法等。
 pp;新中国的改革始于1978年，至今已延续46年之久。而这次改革创举却是肇始于基层的一次冒险，即1978年发生在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18户村民的土地承包突破，这一作法后来被在全国推广。还有值得一提的是1960年代的河南林县修建红旗渠工程，时任林县县委书记的杨贵带领班子及当地群众，以“重新安排林县河山”的气魄，经过近十年苦战，创造了“世界第八大奇迹”。红旗渠建成以后彻底改变了林县缺水的历史，也创造了闻名遐迩的红旗渠精神。
      历数以上改革者，除了管仲和小岗村18户村民是少数的幸运者之外，大部分都没有那么幸运了。李悝、吴起、商鞅、王安石、张居正以及戊戌六君子都为改革付出了血和生命的代价。做为红旗渠的第一功臣杨贵，也是蒙受了不少委屈，在“文革”中受到造反派的批斗，曾两度被罢官或降职。
     因为改革总是要打破旧格局，总是要伤筋动骨，从而触动一部分人的既得利益，所以，改革者被反噬的风险极大。我们的国度中世故圆滑的人居多，凡事因循守旧，不敢冒风险，为的就是明哲保身。为官者多为太平官，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然而勇于改革者皆为世之英雄，他们为了革除弊陋、推陈出新，往往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但英雄毕竟是少数，不足以改变社会积弊。所以，我们看到的总是一幅改革维艰的画卷。
      以上两大弊端主要还是内部关系的弊端，在外部关系方面我们同样存在极大的弊端，这就是就是第三弊，即“以德报怨之弊”。
     在大国外交关系中如何正确看待历史总结经验教训非常重要。详细论述可参见《李仁君经济学茶座205‖日美关系的表象、纵深及对中日关系的启发》。本来处理大国关系都应即时清偿债务，尤其是血债更应如此，然而近代我们却崇尚“以德报怨”，放弃了太多太多的不该放弃的东西。不妨以中日关系说之。
      中日甲午战争以来，特别是八年抗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欠下中国人民滔天血债，是否能够正视这段历史成为中日关系的基石。一种观点认为，日本军国主义欠中国人民的血债是上一代人的事情，应该放下仇恨，着眼未来。但此言差矣，日本不真诚道歉，我们没有权利替先辈原谅！事实证明，以德报怨行不通！且不说“明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只看看日美关系对我们的启发，足以让我们汗颜:美国对日本能够放下，是因为美国大仇已报。
      1941年12月7日日本发动珍珠港事件偷袭美国太平洋舰队，美国牺牲2400多人，美国很快启动报复行动，特别是李梅少将大量投放燃烧弹战术烧死了50多万日本人，1945年8月6日和9日，美国先后在广岛和长崎投下两颗原子弹，共杀死了20多万日本人。日本才接受了无条件投降。如此看来，日本以292倍的方式豪偿美国血债后，实现了美日和平。
      苏联对日本的打击也毫不手软，在美国投下核弹的第二天，苏联就对日出兵，在一个月内歼灭了70万日本关东军，60万俘虏在西伯利亚几经折磨后所剩无几。反观我国，大仇未报，先行放下。日本对华欠下3500万条人命，我们将数百万日寇礼送回国，并放弃战争赔款！奇怪的是，日本对美俄皆服！唯独不服中国。对此，国人当深思！
 ppp;三大弊就是挡着中国被敬的三块拌脚石，不除不足以兴邦。

革除第一弊，赋予社会一个正向激励，形成正向选择太重要了。我们的社会风气、政策导向和法律制度应该倡导弘扬善良正义的价值观，营造一个相互信任、相互帮助的社会环境，让好人越来越多，坏人越来越少，不要把好人逼上绝路。法律最基本的就是要定规矩，画底线，要让各种犯罪分子付出足够的代价，实现良法善治，才能还社会公平正义。
      革除第二弊就是要支持改革鼓励创新。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一直在强调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可是一旦真正涉及到创新，还是困难重重，我们对创新是不是过分依赖权威的加持了？解放思想首先需要勇于质疑和挑战现有的观念、理论和制度；通过批判性思维，对既有认知进行审视和反思，寻找可能存在的问题和不足；需要接纳和理解不同的观点和看法，这包括尊重他人的意见，倾听不同的声音，以及尝试从多个角度思考问题；需要倡导开放和包容的文化氛围，我们要善待改革者，包容失败者，在一个充满尊重和信任的环境中，人们更容易表达自己的想法和观点，从而让创新为社会发展注满能量与动力。
      革除第三弊方能在寰宇立威。当今世界仍为丛林，弱肉强食为常态。美式复仇快准狠，不拖泥带水，如此才会有后来的放下；我们的宽恕和仁慈，换来的是什么呢？据说东京轰炸的投弹手从来没有内心不安过，因为重庆轰炸和成都轰炸的惨案，早已抺平了他们内心的潜在的愧疚。然而，我们的仇不应该由美国人来报！事实居然是日本为东京轰炸的主角颁发了最高奖章。这说明你不把他打服，他不会尊重你！面向未来，中日关系正常化需要两国共同努力，但关键却在我国。为什么呢？因为从历史和地缘综合因素来看，如果日强我弱，日本极易滋生军国主义，走对外扩张路线；如果我强日弱，中国断不会走对外扩张之路，而日本却可保持向强者学习的心态。综上所述，中国与日本和平共处之基本前提是必须存在一个强大的中国，切记必须让作恶者得到加倍惩罚的原则，并保有这份实力，这当然也是中日关系正常化的压舱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