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新中国成立75年来，前29年用计划经济打底筑基，后来就是市场取向改革，这一改革就是46年之久，而且改革永远在路上。从革命夺取政权到建国不过用了28年，搞计划经济也不过29年，而改革历经46年而不止，这足以说明改革过程旷日持久，也由此可见改革的推进在中国是多么地艰难。纵观中国的历史，改革维艰，创新不易。尤其是在我们这个国度，改革或创新往往要付出极大的代价。

在古代改革又叫变法，我国最早的有影响的变法大概要算春秋时期齐国的管仲变法。在齐桓公主政时，齐国已出现严重的内外交困。齐桓公以管仲为相，支持管仲变法。管仲从政治、经济、军事等多方面对齐国进行改革，使得齐国很快富强起来，而后对外“尊王攘夷”，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五霸之首。而管仲作为改革者，其结局是病逝于任上，并被安葬在他所钟爱的齐国土地上。这种待遇足让后世改革者羡慕不已，因为后世改革者大都没有这种幸运。

战国初期也有两次变法，即魏国李悝变法和楚国吴起变法。李悝变法的主要内容是“食有劳而禄有功，使有能而赏必行，罚必当”；“尽地力”和“平籴法”，也就是: 封赏有功之人，任用有能之人，并且要赏罚分明；鼓励百姓开荒，允许土地私有买卖，增强农业生产；国家在丰收时平价收购粮食储存，发生饥荒时又平价卖给农民，取有余以补不足，以防谷物甚贵而扰民，或甚贱而伤农。李悝还著有《法经》一书，以法律形式肯定和保护变法，对于国家法令、政府职能、官员的升迁奖惩、军功的奖励，都做了最完备的规定。李悝变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深彻的全方位改革，推动了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而魏国则通过这次变法，一跃成为战国初期的霸主。李悝的结局却因判错案而引咎自杀，令人唏嘘。

吴起变法似乎是李悝变法在楚国的延续，吴起变法的核心是“均楚国之爵，而平其禄，损其有余，而继其不足，厉甲兵以时争于天下”，即取消贵族世袭“爵禄”，降低官吏的俸禄；通过剥夺楚国旧贵族的“有余”，来补充国家军政开支的“不足”；加强对军队训练，用一支能征善战的强大的军队争夺天下。通过吴起变法，楚人“兵震天下，威服诸侯”，成为南方的一个强国。由于变法损害了楚国旧贵族的利益，吴起人生结局悲惨，被旧贵族们射杀身亡。

战国时期最有名的变法当数秦国的商鞅变法。秦孝公任用商鞅为相，先后两次变法，变法核心内容是“废井田、开阡陌，实行县制，奖励耕织和军功，实行连坐之法。”通过商鞅变法，秦国实力大增，后世评价“商鞅相孝公，为秦开帝业”。商鞅变法为秦国统一六国打下了基础，然而商鞅本人的结局却极其悲壮: 在秦国旧贵族的反攻下，商鞅被诬陷谋反，最终战败而死，尸体被车裂，全族被杀。

北宋王安石变法的决心之大超乎寻常，“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王安石变法以“理财”“整军”为中心，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各个方面。主张“合天下之众者财，理天下之财者法，守天下之法者吏。”王安石变法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但也伤害了很多人的利益。宋神宗去世后，王安石变法被废除，王安石本人虽然没被杀，但也被贬，郁然病逝于江宁府今南京钟山。

明朝的变法非张居正“一条鞭法”莫属。明朝万历皇帝时张居正为首辅，当时大明王朝政治腐败、边防松弛、民穷财竭，如不改革，离王朝倾灭恐已不远。张居正的“一条鞭法”，从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进行整顿，其改革核心是“赋税合一，按亩征银”。“一条鞭法”一定程度上强化了中央集权，充实了政府财政，提高了国防力量，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不过张居正最终也没有逃过变法者魔咒，他死后“一条鞭法”立马就被废除，并被彻底清算，张居正也落了个差点被刨棺虐尸，家被抄，家人被流放，长子被逼自尽的悲惨下场。

 ;  ;  ;清朝晚期的戊戌变法，又称百日维新，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人士通过光绪帝倡导的，学习西方科学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发展农、工、商业等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这次变法从1898年6月11日开始实施，主要内容有：改革政府机构，裁撤冗官，任用维新人士；鼓励私人兴办工矿企业；开办新式学堂吸引人才，翻译西方书籍，传播新思想；创办报刊，开放言论；训练新式海军同时规定，科举考试废除八股文，取消多余的衙门和无用的官职。这次变法为13年之后爆发的辛亥革命打下了思想基础。但是变法者的结局也相当血腥：由于变法损害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利益而遭到强烈抵制和反对，慈禧太后在1898年9月21日发动戊戌政变，光绪帝被囚，戊戌六君子被送上断头台。六君子中的谭嗣同更是宁死不逃，壮言“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以此血荐改革。

至今已延续46年之久的改革开放却是肇始于基层的一次冒险。1978年11月24日深夜，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户村民在一纸分田到户的“秘密契约”上按下了鲜红的手印，这是一份把集体土地承包到户的“大包干”契约，也是一份干不成就要掉脑袋的生死状。村民们并没有意识到，他们这个举动从此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此后，小岗村的创举有如星星之火迅速燎原，成为全国农村改革的先锋。1982年，中央第一个关于农村工作的“一号文件”正式出台，明确包产到户、包干到户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从此，18枚红手印催生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最终上升为我国农村基本经营制度。

历数以上改革者，除了管仲和小岗村18户村民是少数的幸运者之外，大部分都没有那么幸运了。李悝、吴起、商鞅、王安石、张居正以及戊戌六君子都为改革付出了血和生命的代价。1960年代河南柳林林场为解决数世纪以来长期缺水的困挠，决定修建红旗渠。因为当时条件十分艰苦，要上这一工程就必须下定决心排除万难，时任林县县委书记的杨贵带领班子及当地群众，以“重新安排林县河山”的气魄，经过近十年苦战，创造了“世界第八大奇迹”。红旗渠建成以后彻底改变了林县缺水的历史，也创造了闻名遐迩的红旗渠精神。但是做为红旗渠的第一功臣杨贵，却蒙受了不少委曲，在“文革”中受到造反派的批斗，曾两度被罢官或降职。

因为改革总是要打破旧格局，总是要伤筋动骨，从而触动一部分人的既得利益，所以，改革者被反噬的风险极大。我们的国度中世故圆滑的人居多，凡事因循守旧，不敢冒风险，为的就是明哲保身。为官者多为太平官，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然而勇于改革者皆为世之英雄，他们为了革除弊陋、推陈出新，往往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但英雄毕竟是少数，不足以改变社会积弊。所以，我们看到的总是一幅改革维艰的画卷。

在我们国家，新思想总是受到传统认知的钳制，多少年来，我们守成轻松，创新不易。比如在我国研究生选题方面就存在着一种怪象，明智的研究生选题时总是避开那些创新度程度高的题目，怕遇到持有传统观点的评委通不过，而是选择那些四平八稳的题目，把别人做过的题目换个角度或者换个区域或者换个对象重新编排一下，看似中规中矩，实则没有什么价值与意义，然而，这种选题的通过率反而特别高；最不公平而又最遗憾的是那些更有创新意义的选题经常会被一批守旧平庸的评委扼杀。这种情况国外也不是没有发生过，比如，在数学领域天才地提出群论的法国数学家伽罗瓦，在1829~1931年间完成的几篇论文奠定了群论的基础，然而伽罗瓦呈送科学院的3篇学术论文，均被退回或遗失，当时没有人能看懂他的论文。伽罗瓦1832年死于一次决斗，在其死后十多年才被世人发现其群论的重大学术价值。

在我们国家，创新尤其不易，这里讲一个亲身经历或可窥其一斑。中共十九大2017年10月在北京召开，十九大报告中提到“赋予自由贸易试验区更大的改革自主权，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受此鼓舞，笔者写了“海南应积极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一文，并在2017年10月30日，即十九大召开的当月，发表在海南省社科联公众号“海社科”（后改为“社科海军”）上。没有想到的是，这篇文章发表后，受到了一些人的质疑，认为海南并不具备条件与上海、深圳这些热门地区竞争自贸港制度安排。当时，笔者指导的一名国际商务专业的研究生受到启发，也想以海南建自贸港为题设计毕业论文，笔者当然是支持他的，但同时也担心这个选题的风险。在学生完成开题报告并提交开题评审小组进行评审过程中，果然不出意外地被评委们一致否定了，并建议他换个题目。转眼到了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4月13日在海南省人大会堂出席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大会，并发表“4.13”重要讲话，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尘埃落地。因为笔者是提前半年写出了《海南应积极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一文，这一下子就热闹起来了，记者们蜂拥而至要采访。这时学生也来找笔者商量开题的事情，要不要换题目呢？经过反复讨论后认为，既然习近平总书记都定调了，还有什么可担心呢？最后的结果是，学生第二次开题时，还是这个题目，评委们一致通过。

十八大以来，我们强调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可是一旦真正涉及创新，还是困难重重，我们对创新是不是过分依赖权威的加持了？解放思想首先需要勇于质疑和挑战现有的观念、理论和制度；通过批判性思维，对既有认知进行审视和反思，寻找可能存在的问题和不足；需要接纳和理解不同的观点和看法，这包括尊重他人的意见，倾听不同的声音，以及尝试从多个角度思考问题；需要倡导开放和包容的文化氛围，我们要善待改革者，包容失败者，在一个充满尊重和信任的环境中，人们更容易表达自己的想法和观点，从而给创新思维的大行其道打开方便之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