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30日，在即将召开气候大会的法国，中国国家总理李克强宣布了中国最新的自主减排承诺：二氧化碳排放2030年左右达到峰值并争取尽早达峰；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60%~65%，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0%左右，森林蓄积量比2005年增加45亿立方米左右。

对于新一轮公布的数字，很多媒体甚至用“雄心”来形容中国政府的此次表现。然而，在有关专家看来，这份“雄心”的背后，是未来中国发展智慧与发展代价之间的思虑与权衡。

为什么是“2030”

“减排目标里最重要的一个数字是2030年达到峰值。”谈话中，中国工程院院士杜祥琬首先从众多数字中向《中国科学报》记者强调了这一时间节点。

无独有偶，参与本次《强化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中国国家自主贡献》文件制定的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副主任邹骥，也提到了这个数字：“2030年是一个比较合适的时间”。

然而，有些经济常识的人都清楚，到2030年中国的GDP规模不会比现在小，能源需求量也不会大幅下降，那么，这样的预言，基础何在？

“这个过程中经济会轻型化，北京和上海就是很典型的例子。”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郑新业指出，过去几十年中，中国的钢铁每年有大约一半都是用于建筑业的，电器和汽车的普及也都受益于高耗能产业的发展。

而到了2030年，中国很多城市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已达到饱和，剩下的只有一些修补工作。“通过经济结构本身的演化，高耗能产业渐渐会退出历史舞台。”郑新业说。

对此，杜祥琬给出了一条经济规律：GDP增长到达一定程度后，增速就会放缓，相应的，GDP增长对能源的需求也会降低。而到达一定的发达程度之后，能源的人均能耗就不再增长。

郑新业则认为，经济结构演化，技术进步和政策调整是中国实现减排承诺的三重保险。“总理说这些话心里是很踏实的。很多人不相信这个数字是因为他们对高耗能产业的演化没有基本了解。”

为了降60%~65%

在此次减排承诺中，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60%~65%的这一数据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

“这组数字的计算，是基于对中国未来人口变化趋势、经济增长率、人均收入、科技发展、国际合作能力等一系列因素全方位判断后作出的，过程十分复杂。”邹骥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

然而，振奋人心的降幅数字背后，也隐含着中国的担当。在未来阶段，中国或将面临就业、基础需求、消费与投资压力等七大挑战。

“最痛苦的事情是落后产能的淘汰。”邹骥以煤炭行业举例说，如果直接限产，不仅会面临下岗职工的安置问题，同时也会造成大量银行贷款和投资的沉淀。

此外，社会财富与民生也会受到影响。“投入节能减排设施是需要很高成本的。”邹骥为此分析了两方面问题：首先，这些钱如果不这么弄，就会花在老百姓身上，补充到社保基金里，提高居民收入；其次，安装完节能减排设备后，水电价格也会相应上涨，最后可能还是要民众来买单。

“但未来的收益会大于支出成本，这是值得付出的。”邹骥说。

杜祥琬指出，节能减排一定会涉及到经济结构调整，调整就会有阵痛。“但这是早晚必须走的一步。从长远看，这些数字的背后，必将是一种增长。”

“中国的水泥占到了全球的60%，我们不否认水泥的重要性，但真的需要这么多吗？钢铁、水泥、玻璃，都是靠着房地产拉起来的。”杜祥琬强调，中国不可能靠着房地产实现现代化，如果是这样，发展的水平永远高不起来。

“20%”大于20%

除了碳排放的重头大戏，非化石能源占比也同样表现不俗。文件指出，2030年，我国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将达到20%左右。

对于这一数字，杜祥琬进行了解读。他认为，2030年的20%与2020年的15%相比，绝不是简单地增加了5%，其绝对数字是要大于它的。“因为那时候的能耗总量要比现在多，而这些能源则来自水电、风能、太阳能和一定数量的安全的核能。”

“这些能源很少受到资源限制，近几年在世界能源比重中的增速很快。由于中国之前的底数较小，所以发展潜力很大。”杜祥琬说。

此外，一次性消费能源中的天然气，也同样被寄予厚望。

“尽管这次的行动目标中没有具体标出，但天然气无疑是清洁能源构成中非常重要的一环。”杜祥琬说。

目前，中国天然气的禀赋占全球探明可采天然气的比例较低。在中国一次能源的消耗中，天然气的比例在5%左右，绝对量约为每年2000亿立方米。

“通过非常规天然气和一些可靠的进口渠道，到2030年后，天然气在能源结构中占的比重，在10%以上是完全可能的。”杜祥琬强调，一个国家要有长远的战略眼光，既要解决当前的问题，又要立足现实的可能性，更要看到长远的方向是什么。